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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更多诱惑小说请关注微信 npxswz 各种乡村 都市 诱惑 虽然金庸的大部分小说的历史背景可考，但原本历史上存在的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等都被刻意淡化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自由的精神得到张扬。因此，金庸笔下的女性不再像五四时期的小说里的女性一样承担起反封建、反压迫的任务。相对的，她们的生命更自由、更轻松。这些美好的生命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最让人向往的。当女性和爱情结合能够爆发出最耀眼最撼动人心的光芒。必须感谢金庸，他创造那么多的美丽女性，那么多的爱情童话。金庸的深刻洞察力使得他把爱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言情小说，提升到人性的高度上，正如孔庆东所说：“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
当金庸笔下的女性在爱情里绽放出最美丽的生命之花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她们生命的苍白无力。金庸在爱情中解放了女性，同时又禁锢了女性。
爱情的失落导致了李莫愁、何红药的疯魔，爱情的忠贞导致了穆念慈的悲剧，在这些女性的身上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她们的生命里，爱情是生命的核心也是生命的意义。女性和爱情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在一些研究金庸小说的女性角色的论著里将女性一一归类中可以看出。有人将其分为六类：“偏爱薄情郎的女人”、“把同类当敌人的女人”、“不满婚姻的女人”、“因情而成疯魔的女人”、“不甘雌伏的女人”、“只爱心中幻想的女人”；有人则分为“纯情女”“痴情女”“怨妇”“魔女”。从这些女性的类型我们可以几乎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女性=爱情。实际上，从“情女”这个对金庸小说女性的总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爱情在金庸小说的女性生命里占据了多大的分量。
几乎所有研究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的论著里都认识并总结了这一点：“爱情，成为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全部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构成了金庸小说中女性的全部生活内容”，“其生命的原动力，都是一个‘情’字”。
“女性=爱情”这个等式更确切的表达是“女性=爱情动物”。在描写众多女性的时候，金庸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女人是爱情动物。爱情是她们生命的中心，失去了这个中心她们会变得疯狂而变态，在金庸小说里这种变化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失去或者得不到爱情（男性一方的回应），那就两条路：发疯（如李莫愁、何红药）或者死亡（如程灵素），还有像李文秀、郭襄、陆无双、程英这样永远怀着一个爱人的影子孤独地活下去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只是一群活死人。
“女性=爱情动物”这个等式是金庸创作女性的前提，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金庸赋予不同女性以不同的侧面，塑造出一群性格各异的女性角色。但是，她们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她们都是一个男性所想象的女性的本质的不同侧面的诠释。这个本质在金庸笔下规定成：女性的本质是爱情动物。在众多文本里，男性很少能够提炼出一个本质来，但是女性则不然。她们的血肉是附属在某种本质上，或者说她们“仍然是那个因为没有所指或所指物，因此可以根据社会观念、时代思潮、文化密码及流行口味时尚来抽出或填入意义的纯粹载体。”
这种把女性抽象成一种本质的载体，正是男权意识深重的影响。物化、客体化的女性意味着她们能够成为某种本质或者意义的载体。在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的想象里，女性是可以被界定、被归类、被提炼的。女权主义者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男性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定义：“男人可以在其合理选择的过程中组建自己的未来，而女性的本性则决定了她的行为，限制了她的思维，使她永远只能依靠情而渡过一生……她总是被认为是某种本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尽管男人对她的本质特征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她总是客体受到其它自然或非自然现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女性一旦不仅在社会职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获得了某种秩序内的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来也许是不可理喻的异性群体幻化为一种不必理喻的对象。”
如果说金庸还是用一系列女性形象来诠释他的“女性=爱情动物”，那么陈墨在《金庸小说人论》里从对金庸女性扩大到对普遍的女性的定义和界定正体现了男权意识对女性赤裸裸的“话语暴力”：
“女人为爱情而生，视爱情高于一切。爱情这东西既然拒绝理性的加入，势必格外的罗曼蒂克。女性所渴望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渴望那种罗曼蒂克的‘情趣’。”
“用道德标准来责怪南兰是没用的。她这样做纯粹是天性使然，不由自主。想让女性把道德价值放在背上，那已经很是荒唐；而要把道德价值放在爱情冲动中的女性心上，那更是荒唐至极。”
这是一种怎样简单而片面的对女性的解读。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下，女性作为男性目光的承受者，成为单纯的被凝视的客体。在看与被看的过程，男性被确立成主体，女性被确定成客体。看与被看的结果就是女性作为客体得到男性想当然的解读和阐释。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里女性得到这种粗暴的解读甚至只能作为在场的缺席者默认这种解读。
日常生活里的女性是围绕着锅炉瓢勺打转（虽然现在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观），在金庸小说里女性变成围绕着爱情打转。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到罗曼蒂克的高雅，并不能掩盖男权意识里女性的地位――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围绕着爱情打转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爱情的中心对象――男性打转。黄蓉、任盈盈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郭靖、令狐冲们的身上，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女性为了爱情奋不顾身，这是因为对象与爱情的合二为一。但是，当爱情的对象和作者理想中的男性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的女性往往遭到贬抑。背离了丈夫的南兰、马春花被人视作水性杨花的坏女人，从传统的婚姻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她们不受妇德，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南兰、马春花的婚姻并不是自我意志的选择，她们的婚姻并没有爱情的基础。实际上，她们抛弃丈夫、女儿的动机在于田公子、福公子身上找到了爱情。同样是追求爱情，但是黄蓉和南兰的遭际是天壤之别。如果说南兰、马春花身上有婚姻的约束，那没有婚姻的约束的阿珂呢？她几乎人见人厌，脾气坏、性格差，而且有眼无珠。她追求她的爱情，但是她爱的对象并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形象，连带着她的爱情也被否定。如此看来，金庸小说里的女性与其说是围绕着爱情打转，不如说是围绕着男性打转。
在金庸的小说里，女性自己的生活世界被提炼成单纯的“男性――女性”关系。其余的退居此后，女性与女性之间几乎没有友谊的存在，女性之间互动的关系简直就只有一种――“情敌”，这仍然是围绕着男性发生的次要关系（看段延庆身边的几位情人就知道了，她们一辈子都围绕着段郎打转，一直处于失去段郎的焦虑和别的女人抢走段郎的憎恨中，不仅如此，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也拉入这种焦虑和憎恨里，母女的关系被简化为女儿协助母亲完成心愿的关系）。我们看不见女性之间的友谊，看不到女性之间的依恋，在笔者看来，女性之间的友情的魅力一点都不比男性之间的友情少多少。
她们不需要事业（霍青桐事业的成功反而成为她失去爱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需要兴趣（她们的才华只是女性美好形象的点缀，或者成为辅助男性成功的工具，她们缺少像江南四友那样发自内心的对艺术的热爱）、也不需要同性朋友、亲情（赵敏为张无忌背叛自己的家庭民族显得十分轻松简单，不像男性脱离自己原本隶属的世界充满痛苦和挣扎），也缺少权力、金钱等欲望。她们的内心世界比起男性来简单平面得多。她们的内心不存在自我分裂，一旦选定了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往往是男性），她们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会产生疑问，也不会产生动摇。她们的坚定和忠贞使得她们不能像男性角色因为精神上的自我分裂、自我拷问形成痛苦而富有魅力的人格张力，成为立体的雕塑，而非平面的线条画。这种女性的本质化、简单化注定了女性只能成为作者的扩音筒，成为男性欲望心理投射的回音壁，传达作者的声音，而不具有自己的声音。
虽然金庸笔下的女性，追求爱情，赢取爱情上的独立，被人称颂为“新女性”，但是她们缺少真正的人格独立，仍然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人。她们依然是男性想象的幻影，男性虚构的符号。
自然，“爱情动物”这样对女性本质的简单定义也与现实社会有关。千年以来女性的社会角色决定了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或痛苦。这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现实使得女性不得不把男女间的爱情的实现，视作人生的最高理想。爱情与女性如此紧密联系，以致在与女性相关的传统文本中也如此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往往把爱情浪漫化、神话化。在文本里，爱情不仅是女性焕发魅力的源头，也是女性遭受痛苦的根源。她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几乎都是由爱情的得失引起。而在男人的爱中受苦几乎被视为女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不仅是男性作家这么写，而且以往、当前的不少女性作家也这么写。“这些极为不同的女性形象均逃离不了爱与死（或疯狂）这个典型男性创作主题的支配而成为他们的精神祭品的命运。在男性的笔下，女性为爱情而奉献、牺牲或者发疯是常见的，这些走向自我失落或毁灭的女性都被视为是神圣的、崇高的和伟大的或是可怜的，要么受到歌颂、要么受到怜悯。这些女性形象虽是男性作家心理投射的产物，但却反映女性灾难性文化中的现实生存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