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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是二元对立，前者意味着阳刚、力量、智慧、主动等等，后者意味着阴柔、软弱、无知、温顺等等。前者表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后者是女性应有的，也只能在女性身上才表示理想的状态。一旦男性身上出现了阴柔、温顺、软弱等，那就意味着理想的缺失。因此，女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的女性气质，是男性以自我为中心塑造出来的女性气质，并且强迫要求所有的女性主动或者被动地符合这个规范。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里，我们深受影响，并且默认为这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如陶丽·莫依尖刻指出的那样——“甚至就连女人也会无意识地使性别歧视的态度和yu望自我内在化”。
在作品里放进一张脸并赋予它一个性别，那么，作者就创造出男人或者女人的表象。随着令狐冲的眼光，我们步步惊心，东方不败在视觉和听觉上给于我们强大的冲击。这来源于读者先前内心的界定——东方不败是个男的，同时也界定了他的气质、性格、行为以及穿着打扮等等。所以，界定中的东方不败和实际的东方不败的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引起读者的强烈反感。正如史书美所言：“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的诡异的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的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的保留与展现。”
不仅如此，根据金庸在修辞上的选择和使用，我们也能捉摸到他本人类似读者的情绪的流露。这体现了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伍尔夫说得好：“是衣服穿我们，而不是我们穿衣服”（《奥兰多传》）。这也说明了优秀的作家一方面能超越时代，同时也不能超越时代。
在前文提到，金庸对女性的界定是“爱qing动物”，当东方不败失去了阳具，多了女性气质后，他/她从一个充满权利yu望的枭雄变成了一个只愿意和爱人长相守的人妖。也许，这正暗暗吻合金庸对女性的界定——“爱qing动物”。
东方不败的形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有的独特的群体——太监。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今天）普遍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并非是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而是一种异化的妖物。太监，在这个称呼的背后，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残缺，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父权制社会里引以为傲的男性的标志。
在太监的身上深刻折射出中国父权制社会的阳具崇拜 ，失去了阳具意味着失去了男子气概，意味着男性性别的丧失（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并且后者的涵义更多于前者）。并且引起气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女子气”，或者“娘娘腔”。男性身上多了不应该有的女性气质，使得男性气概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这种损害的缘故来自阳具的被阉割。如同东方不败自己所解释的：“唉，冤孽，冤孽，我练那《葵花宝典》，照着宝典上的秘方，自宫练气，炼丹服药，渐渐的胡子没有了，说话声音变了，性子也变了。我从此不爱女子，把七个小妾都杀了，却……却把全副心意放在杨莲亭这须眉男子身上……”，他把自己的变化归结成阳具的丧失（到底是否是这样，不知道生理学上有无解释），把变化的趋势默认成向女性靠拢。作者如此解释，读者也如此接受解释。
在东方不败身上体现的种种性别混乱，以及作者与读者对他的界定和认识，似乎都在暗示正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惯例在决定着男性和女性，并确保性别的对立成为一种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两极分化。[(m)無彈窗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