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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玲站在挤眉弄眼、缩头缩脑的同学之间，显得很高傲，也很不耐烦。她垂着眼皮和我说话：“我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
“什么事？”
“不知道！”
说完，凌玲扭头就走。她的那些同学也跟着她，有的边走边回头，好像还要看看我会有什么反应。
我什么反应也没有。
我们学校不但在北京，在全国也很有名气。它是党中央在革命圣地延安时成立的，当时的学生都是领导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后来这所学校随着党中央搬来搬去，到过西柏坡、张家口，最后跟着党中央进了北京。解放后，这所学校还保持着只招**的传统，学生都住校，天天喝牛奶、吃面包。那时候一到星期六下午，学校操场上就会停一片小轿车，都是来接孩子的。
不过，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情了，是我们听历史一样听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就被自己的学生砸了个稀巴烂。后来这些学生又被赶到不知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又差不多都被打倒了。等我们入校的时候，这所学校已经和其他任何一所学校一样，改成就地招生。我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到处破破烂烂，老师们看上去也一个个萎糜不振的。不过我们还是挺兴奋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怎么能跨进这里读书？虽然到处破破烂烂，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学校还有大礼堂，大操场，还有音乐教室、物理教室、化学教室，还有图书馆，游泳池（没有水，成了倒垃圾的地方），这比一些用破庙当教室的学校强多了！还有幸运的事情也让我们赶上了。1973年，学校恢复了高中，我们有幸成了文革中的第二届高中生。虽然毕业后基本上还是得去插队，但我们已经不用大老远地去内蒙、东北、云南等等遥远的边疆，而是就到北京近郊。有的同学美好地想象成就和上班差不多，随时可以跑回家来呢！而且抽回来也不是那么遥遥无期。反正，插队已经不是那么令人害怕了。
毕业动员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开。大礼堂远处看还是挺气派，据说是仿照党中央开“七大”的那个礼堂建的，但走近看就不行了。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有的钉着三合板代替玻璃。三扇大门的紫色的漆掉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斑驳不堪，像是要粘不住了。门的边边角角露出的木头像是开始糟了。门上曾经用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颜料刷过大标语,后来又擦花了,变得脏兮兮的，学生们进进出出都不愿意用手去碰，就是脚踢开，或者用椅子顶开。一天到晚，大门就这样被学生们扇过来扇过去。
铃声再响起来的时候，大礼堂里已经坐了一片学生，有三四百人，都是毕业班的。每个班两个纵队，男生一纵队，女生一纵队。光秃秃的舞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当主席台。一位老师正在敲着扩音器试音：“喂！喂！听得到吗？同学们别说话了，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台下仍乱哄哄的。
坐我前面的佟英忽然转过身，对我说：“把你的左手伸出来！”
我伸出来，她把我的手掌抹平，然后按住连着手腕处的手掌，煞有介事地看了看。我看见被按住的地方旁边鼓出两个小包。
“怎么了？”我莫名其妙地问。
“换一只手！”她不答我，又像刚才一样做了一遍。这次小包不太明显，她就使劲按我的手掌。
“你要干嘛呀？”
“别动！”佟英更加认真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你以后能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过也可能是三个女儿！”
“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女的能生几男几女就这样一按就知道，男左女右，鼓几个包就标志着你能生几个，没有包就说明她不能生。告诉你，这是祖传秘方！”
“瞎说！”我抽回自己的手。
“向**保证！”说完，佟英又把前面的女生叫回头。就这样，校领导在台上口干舌燥地讲着，我们这个纵队的女生却在一个传一个地按手掌，实践着佟英的祖传秘方。有的女生可能是自己按不出来包，着急了，隔着几个人伸过手让佟英亲自给按按。坐在旁边的男生纵队好生奇怪，想看不敢看地偷偷打量着。我发现台上讲话的校领导已经朝我们这边看了几次了，就悄悄捅了捅佟英：“老师看见了！”
“看见就看见，还能怎么着？不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去就是了，说那么多有什么用！”佟英嘟囔着。她想起什么,又低声问我：“你到底去不去插队？”
“我----还没准儿。”
“去吧,挺好玩儿的！”
我苦笑了一下。佟英在班上和我最要好。佟英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教工，母亲是一家饭馆的服务员。她家里孩子很多，我跟她从初中到高中五年，都没把她的兄弟姐妹认全。但我知道她的上面全是哥哥，她的下面全是妹妹。这个并非自己挑选的家庭位置，决定了她很小的时候就要主管家里的日常生活。每年买大白菜时候，她有权决定买几级的、买几百斤，并有权调动哥哥妹妹们谁负责占队谁负责搬运。佟英的发育似乎比班里的女生都成熟。她穿的衣服，胸前扣子的间隔总是咧开。她跳皮筋的时候，只见她的胸前像有两只兔子在里面蹦来蹦去。有一次正好有几个男生经过，不知怎么就停下来,盯着她的胸看，直到她跳完，其中一个男生忍不住来了句：“操！”男生们立即哄笑着跑开了。
佟英的脸庞宽宽的，眼睛又鼓又圆，无论自己说话时还是听别人说话时，两个大大的鼻孔冲着对方，像两个小小的喇叭。也许就是这么一对小小的喇叭，她才特别爱说，也特别爱听别人说。按说我和佟英性格完全不同，但我们两个却十分合得来。无论我怎么不爱说话，无论她怎么特爱说话，我们俩最后总能想到一块，评价到一块。
但在插队问题上，我们两个至今还没想到一块。佟英没有任何能不去插队的理由，而且她也满不在乎。“有什么呀？不就是在农村混几年吗？在哪不是干活呀！”可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去插队，我一天也不忍心离开奶奶，我和奶奶是相依为命的。佟英总是动员我，求我，可在我心目中，奶奶可比和佟英的友谊重要。
动员大会终于在台下越来越乱哄哄的声音中结束了。学生们搬着椅子朝大门外涌。那三扇大门又该挨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