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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那会儿穷啊，全国都一样，就这种顺口溜也不是光笑话宣传队啊。”说到这里，围坐在周围的几位老人也都沉浸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不仅唏嘘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念叨着当时的民间文化
“当时啊，就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个一条料子裤，前边写的是日本，后边写的是尿素。！”
“还有呢，大家听我的这句：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裤裆里净重飞”
大家说得越来越有劲儿，周围人们不时也被逗得不时出一阵阵的笑声，吴永成心里却感到一阵阵的沉重。
这几个老人所说的这种“尿素裤”他也是非常清楚的，虽然说他无论是前世也好，还是到了这个异世，都并没有自己亲手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前世酷爱读书的他，对于建国之后的那段历史，还是非常清楚的。
他知道，那个年代“尿素裤”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因，是因为当时布、棉供应的严重不足，这也涉及到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
在之前的一九五四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九月份开始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椎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全国通用粮票”行的时间。还要早上一年。
当时，根据南北气候差异等因素，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
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放十七尺三寸布票，网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十三尺，江西省放十一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二十四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七尺四寸布票，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到了后来一段时期，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又减少为三尺左右。
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三尺七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布票一尺六寸。
他在大学读《》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而一九六一年三月到八月的这段时期，上海市区每人只给2尺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一九六三年的秋天，他在十八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咋，贫穷的小镇来到了都。
那会儿三年苦难时期刚刚过去，他的助学金，除每月十五元伙食费外，只剩下四元的零花钱，无法制版御寒的棉衣，冬天实在有要事必须出门，只好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这样一直熬到毕业。
上学期间，国家曾明了一种叫做“人造棉”的化工产品，来代替棉花坊织布，据说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但人造棉产量很国家照顾学生，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非常郑重地向每人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想买又没钱，刘老师十分为难。
最后终因他拿不出那三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也只有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
当时，在他们学校，也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到了一九六七年他参加工作后，终于用八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就这样，国人们坚守着“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了七十年代。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日本相田中角荣访问了中国。
在九月二十九日的这一天，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一月，双方互设大使馆。
随后，一系列的贸易、航运、海运、渔业、文化交流的协定相继签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进口。由此催生了”尿素裤”
但也不是所有”尿素裤“的原材料都取自日本，当时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屑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
因为当时也从加拿大进口尿素，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才能做出一条完整的裤子。
想到这里，吴永成不禁仰头长叹：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听话的、最容易满足的、最善于忍耐的啊，他们心中的不满，也只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才会暴的！
所以现在不应该不论是非，大提什么“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口号了，好像只有消灭了老百姓们的上访，那就可以做到一切都稳定了，作为为老百姓们服务的各级“公仆”们，更应该去深入基层，零距离地贴近老百姓们的生活，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和需求，去查查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且应该即时的给于解决。
要说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这样一奇特的现象：可以说，为数不少的一些官员们，和老百姓的期望指数是世界上差别最大的：那些官员属于最贪得无厌的一个群体，而老百姓则是最容易满足的一个群体。
在这方面，某些官员们的**之强烈令世人砸舌：在对官位的追求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升迁，可以丢掉自己的人格，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可以牺牲自己的**尤其是对某些女干部而言，甚至可以丢掉自己的糟糠之妻舍弃自己的父母儿女，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都没有断过。
特别是少数那些官员们，为了保住或者取得官个，挥着专业演员都难以企及的表演才能，台上满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那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台下则满嘴的不堪入耳的黄色下流段子。在一定的场合下，甚至于到了能不能讲黄色段子、能不能按黄色段子的要求去吃喝玩乐，已经成为衡量官员是否灵活是否入世的一个试金石了！
相比之下，被官员们称之为刁民的老百姓，则是这么的容易满足。
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们不指望官员们都成为“高大全焦裕禄”之类的人民公仆，他们只是希望官员们不再为所欲为不再鱼肉百姓，不再鲁民扰民、不再糟蹋良善；他们掏钱养活了这么多的老爷级人物，不敢奢望能对自己多么的好，只是盼着别对老百姓那么坏，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朴实的中国老百姓啊，他们对官员的期望，就是那么的简单：别再对你的主人横眉立目、动辄动用专政工具，别再出行的时候满大街戒严管制，当你们坐在用我们的血汗钱买来的高档轿车出行的时候，也要给我们老百姓留一条谋生的路。
同时，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只要做了哪怕一点点对得住老百姓的事情，哪怕你只是把老百姓当人看，那淳朴、善良的老百姓们，都回感激涕零的。相比眼前这群极易得到满足的老百姓们，吴永成又想起了前段时间从丹青市前任副秘书长张兰青家中抄出的那四十八块劳力士手表、膨个价值过万的…手提包、口妈件高级名牌服饰和沏多件金饰。
这鲜明的对比，很简单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到底是某些“公仆”嘴中所说的眼前的这些“刁民”们难的候，还是那些“任劳任怨”的“公仆们”难伺候呢？！ 笔趣阁手机端 http://m.biquwu.cc
